那么，它们究竟在挑战什么？在我看来，它们都在挑战法学的传统学科划分方式，并且由于学科划分的基础是部门法划分，所以它们最终一定会挑战公私法二分的核心观念。
[54]既然公私法划分不仅仅是价值上的要求，更是概念上的要求，那么该怎样面对不断涌现的公私混合法，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以及关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等等？无论怎样统一称呼这种法律，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它们针对的是私主体之间的行动。例如，尽管的确存在着民商分立的想法，但民商法这样的普遍用法仍然说明，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将商法视为一个完全独立于民法的私法部门，商法是个独立的部门法其实主要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而已。
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99页。抽象一点说，这涉及法律复合体内部的承认：其一，已经基于各种原因出现了一些被承认具有独立地位的部门法，无论是刑法、私法（民商法）、宪法，还是狭义的行政法。这个特点同样在司法权上表现出来，尤其是在程序瑕疵的裁判上，虽然很可能因为上级法院的介入，裁判最终被认定为无效的判决，但如果上级法院没有介入——例如无人在法定期限内上诉，那么这个判决最终就是生效判决。[30]前者如试图将智能合约从意思自治原则的拘束中解脱出来，后者如主张增加数字人权等全新内容。换言之，无论数字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重要的改变，它都不会给实在法带来同样重要的改变，因此数字法学并不像支持者所想的那么重要。
如果不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它凭什么被称作法学？如果数字法学并非基于部门法划分得出的，并且它不是国际法学，那么看起来，它就只能是理论法学。[37]我在此处只想指出，其实很多人并不像他们自己想的那样，如此难以接受社会事实这种说法。（二）私法生育权的规范效果私法维度下的生育权纠纷主要表现为生育伙伴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的生育意愿。
（三）人身自由与生育权之间的价值转换尽管人权条款在性质上难以充当生育权的《宪法》规范依据，但其可以作为宪法教义学展开的准则或原则，进而从目的解释的角度重新检视和填充已有基本权利条款的内涵。对此种维度下的生育权施加限制需要同时符合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的正当性论证。秋实：《丈夫亡故后的夫妻辅助生育权》，载《检察风云》2022年第6期，第62-63页。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57页。
于晶：《单身女性生育权问题探讨》，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生育已不再必然是夫与妻的结合方能完成的过程。
幸颜静：《论生育权在私法领域的存在——兼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11-17页。譬如，艾滋病毒携带者生育权的实现取决于技术上能否阻断病毒在母婴间的传播。[15]参见马万利：《反联邦党人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06页。法释〔2020〕22号第23条赋予妊娠中的女性对于生育事务享有最终决定权具有价值上的妥当性，应当予以坚持。
后者对于保护女性而言尤为重要。[3]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107页。[41]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同一时空上的意义为，基于法律资料之教义化上的要求，自然趋向系统化，以排除或者防止其间在逻辑上或价值判断上的矛盾。一方面，美国早期的立宪者深受古典自然法的影响，普遍认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具有自然权利的属性，如《独立宣言》宣称，这些权利乃真理而不证自明，政府存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存这些既已存在的权利，这些思想后来成为了《权利法案》的哲学基础。
[59]但仍须注意的是，《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在对各种具体人格权列举式规定的同时，采取了等权利的兜底表述，这说明该款规定并未穷尽具体人格权的类型。[81]小島妙子『妊娠中絶に関する「自己決定権」——出生前診断をめぐって』法社会学2014巻80号（2014年）173-174頁参照。
[77]参见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辽13民终1878号民事判决书。实质性正当程序为伦理形态的自然权利向宪法规范转换提供了路径，并成为法院审查立法权和司法权行使正当性的实体性原则。
总而言之，全面禁止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做法无法通过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的论证。实践中，目前我国多数法院倾向于在民事案由下审查生育纠纷，但这些法院援引的裁判依据却主要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有关规定。显然，《辅助生殖办法》和《辅助生殖规范》等作为部委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其全面禁止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做法不当地扩大了限制生育权的范围，有违立法保留原则。[46]而且，即便是在婚姻契约说的前提之下，将婚姻的合意解释为包含生育的合意亦与现实生活不符。[75]但即便这些论证能够成立，也只能构成禁止独身生育的理由，而不是针对单身女性冻卵施加禁令。生育权的价值基础在于人的尊严与自治，[31]这种利益的享有和实现毫无疑问地关涉到个体的生存质量与人格健全。
《辅助生殖规范》等文件应当根据所要维护的公共秩序的具体类型实施更加精准的治理方案，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设置相关禁令。[50]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人格权的支配性描述为权利主体对于权利客体所为之积极利用行为，其中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既然人格权与物权同属绝对权，那么物权之支配性对于人格权同样得具有解释价值。
罗师、胡雪梅：《独身女性的生育权：祛魅、证立与实现》，载《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122页。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12498号民事判决书。
而反联邦党人则主张，虽然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与生俱来，但如果不通过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这些权利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所遗忘。[60]参见温世扬：《〈民法典〉视域下的一般人格权》，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第238-239页。
两者在文字表述上并无不同，均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只不过在适用范围方面，前者主要旨在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后者则是针对州政府的权力而设，二者通常被合称为正当程序条款。第一，生育权所蕴含的个人利益具有道德权利的属性。因此，如果认可生育权的身份权属性实则否定了这一权利的固有性，不当地限缩了权利人主张权利的范围。[46]See Brian H. Bix, The Oxford Introductions to U.S. Law: Family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7.[47]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03页。
[13]质言之，宪法总纲条款的实质意义体现为国家有义务去追求的客观价值目标，但并未赋予公民针对国家的具体请求权，这与基本权利兼具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价值存在显著不同。前已述及，理论上亦有否认生育权为私法权利的观点。
后者规定，禁止为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他看来，权利保留条款的历史和文义揭示了自由不仅可以来自宪法明示权利的扩散，还可以存在于自由社会的经验之中。
人格权保护权利人的不可侵犯的个人生活领域，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权利人的同意，不许他人进行干涉。[8]既有研究肯定生育权基本权利地位的观点居多，只不过具体的解释路径存在差异。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324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妊娠的女性在符合医学指征的前提下亦可擅自终止妊娠。（二）生育人格权的理论证成当然，否定生育权属于身份权并不代表该权利可理所应当地被纳入人格权体系。参见王广辉：《论宪法未列举权利》，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65-66页。
所谓无须他人之意思或者行为介入，是指人格权的实现无须相对方作出与权利人相对应的意思表示，而不是不必有他方的存在，否则绝大部分人格权均将丧失其绝对性。[68]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22）湘0105民初799号民事判决书。
[49]参见刘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考量与法律治理》，载《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第47页。[9]参见邢玉霞：《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的热点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一方面，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必然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无论女性选择生育或者不生育，这都意味着她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从根本上体验创造和终止生命的过程。道格拉斯法官（William O. Douglas）则提出了所谓的伴影（Penumbra）[19]理论：宪法明示的特定权利扩散形成了权利的伴影，它表明在宪法规定的权利之外尚存在权利的边缘地带，这也为婚内隐私权的存在创造了空间。
